在唐代，有國際經驗的詩人，我隻找到瞭李白。
中國詩人很少把自己的詩當成禮物送人，這很有媒體傳播意識，是一個“自媒體”，也是讓他名滿天下的原因之一。
張大春看李白
一個演員塗瞭紅臉就唱關公，塗瞭花臉就是張飛。每個作傢都應該嘗試變換腔調。“風格論”害慘瞭現當代作傢。
張大春
張大春想和各種意識形態都保持“比較冷”的觀察距離，他覺得作傢不應有強烈的意見，“我唯一的強烈意見就是反對強烈意見”。 （CFP/圖）
張大春每天在傢裡寫小說到下午兩點半，然後到臺北古亭恒生銀行大樓裡的News98電臺，從三點到五點主持兩個小時“大春泡新聞”，講時事、科學、音樂、法律、古典文學。電臺的節目完畢，是他一天中最累的時候。
電臺樓下馬路對面，一間咖啡廳是張大春常去的。9月的臺北還正熱，他坐下喝加冰的可樂，仍穿著印有“大唐李白”字樣的宣傳T恤，2013年7月初他在香港書展上穿的就是這一件。他最新的小說《大唐李白》2013年7月底由臺灣新經典出版社出版。
一本理論著作《小說稗類》，雖不是高頭講章，但小說傢講小說，行傢裡手，尤其將天下小說用東西經緯捋成幾條辮子，掰開揉碎，為不諳外語的作傢或讀者一一道來，“西語教養”瞭得。
《聆聽父親》本應是一本傳記，但他從六大爺留下的70頁《傢史漫談》，把傢族故事推演得撲朔迷離：爺爺在日本征服者到來後幹過一段“維持會”的金庫主任，而父親在江湖的清幫中算是一個“幫朋”。“幫朋”的命運是逃亡。張大春是1957年生在臺灣。清幫的線索在《城邦暴力團》中成為主脈，幫會文化及其與政治的關系圖解，又顯出他的“中文教養”。
寫李白緣起於他愛詩。張大春習慣早上六點半鐘起床，第一件事是寫一首律詩，最長的有五百字。從2013年春節後開始到2013年7月份，《大唐李白》第一部《少年遊》半年就完成瞭；目前第二部也寫瞭一半。李白傳記小說計劃共四部，一百萬字。
第一部《少年遊》，“寫李白從十七八歲到二十二三歲，反映當時的大唐和之前一兩百年的不同，有時候會到北魏，典故用得久甚至還會跑到兩漢”。
第二部《鳳凰臺》，寫李白結婚，到入長安之前，“這一段時間在安陸，現在的湖北。所謂 酒隱安陸，蹉跎十年 ，實際上到處遊山玩水也不見得是蹉跎”。
第三部《將進酒》，“說的是他四十歲入宮一直到天寶大亂十年”。
第四部《卓越歌》，“寫李白跟永王造反，大概寫到四十幾天之後，然後就是（寫）李白死前兩年”。
張大春筆下的李白是個逃亡者。他的祖上逃到瞭西域，父親李客帶著他偷偷溜回瞭中土，李白一輩子對身世避諱不談。“他一直錯認這個時代，他不知道自己在一個帝國之下，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戰國時代的人。”
我猜，李白傢裡做的是物流
南方周末：為什麼寫李白？
張大春：寫李白首先和我愛詩有關。我已經寫瞭幾年的古體詩，臺灣也沒有發表的空間，從有網站以來，我基本上是在大陸的網站上發表。古體詩有格律的要求，尤其是古典詩裡面的近體詩，我又特別喜歡鉆研格律。李白反而是一個在格律上特別“出格”的人，這對我是很大的一個迷惑。寫詩的人，隻要你稍微有一個地方出律就有人拍磚的，李白就不一樣。我很想知道他那個時代怎麼形成格律，他又是怎麼跳脫格律的。
李白的身世，過去有很多的研究和傳說，看起來彼此不大相容，我又做瞭整理。包括他是不是外國人，是不是胡人 這是兩個概念。包括他是否是道教徒、是否愛喝酒；也有人說他的婚姻是入贅，是否真的是這樣？大大小小的問題，我重新做瞭研究。
現代小說的發展已經很疲憊。無論是以故事情節為主的，還是以寫實題材為導向的，是重視愛恨情仇，是重視社會的，都很疲憊。有沒有可能寫出不像小說的小說？之前我在《城邦暴力團》中已經做過這樣的嘗試，這一次做得更徹底一點。我盡量讓它看起來像客觀敘述的狀態，不要像小說，或者不要打開就是撲鼻而來的“小說”氣。怎麼去掉現代小說的氣息？它就變成瞭融合野史、傳記、小說、詩論的東西。
南方周末：你寫李白要做怎樣的準備？
張大春：李白學是個顯學，史學界、文學界，搞宗教學、民族學的都在談，是一個大題目，材料或者研究都不匱乏。材料上可以說沒有什麼特點可以講，任何關於李白的題目都有，隻是莫衷一是而已。我就想辦法找到觀點和角度，拼湊背景來凸顯主體。主體材料沒有多少。他的傳記材料、回憶材料、自述經歷，這些都不多，幾篇材料而已。但是他的背景材料很豐富，襯托出來就找到瞭。
南方周末：什二手餐飲設備買賣麼樣的背景材料？如何襯托？
張大春：舉一個例子，李白是中國歷史上遊歷行走最遠的詩人，中原地區他幾乎都跑遍瞭，臺灣地區沒有來過。這麼廣泛的行腳怎麼走？水路還是陸路？他曾經說，他一年花瞭三十萬錢接濟寒士。這個錢什麼概念？五個錢一鬥米，六萬鬥米差不多是一個刺史三四年的薪水。三十萬錢怎麼攜帶？那個時候沒有鈔票，也沒有票號。隻有一個可能：他的父親是一個行商，各地都有債務，他有借據，到各地去變現。而且債可以換債，用書契交換的方式可以取得大量的現錢，應該是這種方式。
我也考察他父親從行商到後來甚至經營的是一種類似現代物流的行業，因為他的哥哥在九江，弟弟在三峽，都有自己的事業。九江、三峽是長江航運的兩頭，是河運的重要樞紐。他出三峽卻沒有直接去找他的兄弟，同時他在一年之內花瞭三十萬錢 我估計他本來帶著錢要去給哥哥、弟弟的，結果都花掉瞭，不然說不通。
多年之後他才在詩裡面提到：“兄九江兮弟三峽”。你去拼湊他的詩和背景，最後得出來他的行腳路線。他現在也有年譜，像《李白詩文系年》，對照那些找原因，找不到原因隻有猜。
再比如，他是在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大概四十歲的時候，第一次真正進宮。早在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他就已經去過長安，可是沒有機會進宮。沒有任何勢力肯定無法進宮，可是他兩次進宮之後，都交瞭很多朋友。所有和他進宮關系密切的人，大都有一個背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或者信道者。司馬承禎、吳筠、玉真公主、元丹丘，這些人通通都有上清派的背景，李白背後有一個道教集團在有意無意地支援或者聲援他。
李白錯認瞭那個時代
南方周末：也有人說李白是入贅的女婿。你的看法是什麼？
張大春：對，有人認為李白是倒插門女婿。實際上李白沒有入贅，他入贅就不姓李瞭，而他的孩子還姓李。
他娶瞭兩個老婆，一個姓許，一個姓宗，前後兩個老婆都生瞭孩子，都沒有說他的孩子有別的姓。這個叫“不廟見”，在唐史上就有這樣的材料，非常少見，但並不表示這種形式的婚姻少見。
南方周末：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婚姻形式？
張大春：就是丈夫住在女傢，不把妻子帶回自己的祖廟。這叫夫隨妻居，不是入贅。“不廟見”在唐人是很普遍的，有政治上的原因。從高宗開始，尤其經過武則天之後，內廷的官吏、京師的官吏外遷內轉很頻繁，一個人外遷到一個地方結婚，原鄉不在這裡，又內轉，始終無法回傢。他的老婆可以帶著，或者他居住在老婆的傢。這是基於世人任官或者任職的習慣形成的，很普遍。因為材料不夠多，學者就會說這是倒插門。
李白幾乎不在詩裡面提兄弟，偶爾提到子女，有人說他是傢庭觀念淡薄，我認為他不能提。唐人有兩個習慣。一是商人的子弟不能參加科考，而李白是商人子弟，如果講到他的原鄉、父母，他就漏底瞭。
第二，一個人如果當過小吏（九品以下），以後你再參加考試，會妨礙你的功名，如果有一天你當瞭刺史，人傢隻要知道你之前當過小吏，馬上瞧不起你。用背景凸顯的方法，會看到李白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他處處碰壁的社會，是一個非常虛榮的社會。這種門第、階層的觀念，使得李白無法在詩裡面表述自己的身世。
所以我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號稱盛世、號稱繁榮、號稱大時代，它對於人的“虛榮折磨”。李白是一個虛榮的犧牲品。
南方周末：虛榮的犧牲品？
張大春：我認為他的詩瞭不起的地方，是開拓瞭不同於格律詩的聲調美學。第二他大量地運用看起來不著邊際、彼此無關的意象，融會在一首詩篇裡面。他天才的原因在這裡，而不是這個詩寫得好看。兩個基本元素：一個是在逐漸成熟的格律之外找到聲調因素，第二個是不著邊際的意象糅合，離題萬裡甚至可以說亂雲飛絮的意象。
他的人生一塌糊塗，政治上他到晚年甚至還參與瞭永王的造反。他的整體悲劇可以看到，在制度逐漸嚴明，國傢性格逐漸完整的時代，他不知道自己在一個帝國之下，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戰國時代的人。他最佩服的是魯仲連、薑子牙，諸葛亮他都看不到眼裡。他認為魯仲連這樣的人最偉大，你看《史記》就知道，這個人是憑空冒出來的，幹瞭兩件漂漂亮亮的事情，解決瞭國際之間的紛爭，這個人就不在瞭，不求功利。他錯認瞭這個時代，錯認為自己就是魯仲連。
南方周末：《大唐李白》寫他是漢族人。有人說他是混血 李白的女兒叫明月奴，兒子叫頗黎，有學者認為是西域遊牧民族的叫法，比如現在新疆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女孩叫努爾的很常見。“努爾”，或“奴”，是“光”的意思。
張大春：他的父親一定是漢人，否則不需要帶著他偷渡回來。他們全傢是偷渡回來的，因為他們的戶籍在外面，他的母系有可能是中亞人或者西邊的胡人，這個不確定。的確一個漢人在那邊落腳瞭幾代，如果沒有胡人的血統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說他長得像太白金星，可能有這個原因。但有人說他是吉爾吉斯人，我不同意的。
南方周末：吉爾吉斯的“碎葉”（托克馬克）也在爭李白的出生地。
張大春：碎葉城有兩個，一個比較靠近印度，另外一個在吉爾吉斯。碎葉城到底在不在吉爾吉斯，它的發音是“suye”還是“suiye”，這個事情學界的爭議非常多。這一條路線是眼前無路隻好回頭，他出生地也沒有意義。
前一陣子臺灣有一個旅行團跑到吉爾吉斯去，導遊說我們本來要參觀李白的故居，可那邊在整修，沒有李白故居，後來就告上瞭法庭，非常好笑。
我認為有一些學者跟著陳寅恪、郭沫若兩個人前後腳的看法，而且不加深考。作為一個漢族的後代子孫，千方百計在國傢通關制度剛剛打開一點那個時機趕快跑回來，選擇落腳的地點既不是長安、洛陽、揚州這些大城市，也不是邊塞之地，而選擇在蜀中，可想而知他是不希望被管制到的。蜀中當時物產發達、人口眾多，政治的形式比較松散，表示他想在那個地方做一個周轉。他回到中土來，他想認祖歸宗。
南方周末：但並不排除他有異族血統。
張大春：如果這樣說，我是不是漢人我都不知道。我是山東的，往上推就是鮮卑或者東胡人。我不太願意強調他是吉爾吉斯的，這是故作驚人之論，我覺得意義不大。李白四歲回到中土這件事，證實他的先人肯定是漢人。他回憶為什麼先人要去西域都有兩個不同的說法，一個是經歷過政治災難，還有一個是因為犯罪，兩件事情都不容易。
濮存昕主演的話劇《李白》曾經引起過爭議。人們認為李白特立獨行、狂放不羈，但話劇中的李白卻有熱衷功名的一面。在張大春看來，李白的問題是一直錯把唐朝當成戰國，錯把自己當成魯仲連。 （CFP/圖）
我沒有見過不具有強烈意見的“公知”
南方周末：你說不論李白是否混血，他跨越這麼大地域，這和他詩歌思維的形成有關系。
張大春：我做研究和論述都不會停滯在“有關系”三個字上。如果“有關系”，但是找不到和什麼地方有關，我就會排除，不會承認。
在唐代有國際經驗的詩人，我可以找到的隻有李白。我不知道這個是否算證據：他有一種陌生的語感，大傢熟練應用的那種字句他不用，可能是不會。“瓊漿玉液”、“朱門碧瓦”這一類很典雅的成語他沒有用，很可能他不會。在唐代很雅致的四字成語別人會用，他不會用，很可能是因為他的教育問題。但不能因此而證明他就是一個洋人。
他的教養非常好，可能很小的時候就以一種遊戲的態度讀瞭很多遍《昭明文選》，他絕大部分人生之中使用的教養材料是《文選》。《文選》是南朝蕭梁時期編出來的，在他那個時候已經很普遍瞭。另外他可能有很基本的教養材料《兔園冊》和《蒙求》。這個教養材料在唐太宗的時代就有瞭，我認為是普遍民間都有。尤其是他回到中土之後，父親希望他可以補充一點文化知識。我認為《兔園冊》更復雜一點，必須要有人教，他的父親（李客）不會教的，雖然他說他的父親不愛做官，隱居林下，但我認為這是吹牛的。他真正的教養最大動因來自趙蕤，《兔園冊》應該也是他教的。
南方周末：關於趙蕤的記載也不多。
張大春：不能隻靠記載，要靠推理。你可以說這裡面每一句話都有來歷，也可以說每一句話都是瞎編的。我把趙蕤的書《長短經》一個字一個字看完瞭，從這上面找李白的性格就很清楚。
南方周末：你寫李白生在唐帝國，卻認為自己應該是戰國時代的人。你覺得古代的專制社會和現代社會下的知識分子，有什麼不同？
張大春：現代作傢看起來像專業的角色，古代的作傢不會是專業的，他可以成為一個作傢，一定有其他的公共事務在身上。他是一個“通人”，隻有成為“通人”才會有作傢的能力。
現在的作傢沒有辦法成為一個“通人”，都學的是大學文學，中文、外文的本科，畢業之後由於接觸的文字和作品比較多就成瞭作傢。有的是作傢變成教授，有的是教授變成作傢。在臺灣作傢很容易變成“公共知識分子”，大陸也有這個詞。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為瞭表述自己的意見，有機會出書，也變成作傢瞭。
在臺灣，看到的絕大部分被稱為“公知”的，無論是反政府還是支持政府都是有強烈的意見。問題就來瞭，我沒有看到過不具有強烈意見的“公知”。接著我發現，隻要是作傢變成公知，或者公知變成作傢，那意見會更強烈，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對於政治問題，兩漢書、《世說新語》、新舊《唐書》，你看瞭就會發現，一個人是否壞人，除瞭《奸佞傳》裡面某些人物之外，絕大部分的人你分辨不出來。這個人可能是一個“公知”，也是官僚，在這個政策上他犯瞭錯誤，可是在下一個政策上他又是骨鯁大臣，成為瞭一個很完美的人，然後另一個事又搞砸瞭。
這樣的事不勝枚舉。古來名相，房玄齡、杜如晦、魏征、姚崇、宋璟，沒有一個未犯過重大的錯誤，隻是他們從來沒有被標簽化成一個具有強烈個別意見的人。今天尤其是作傢出身的，隻要涉及公共事務，有非常強烈的意見旗幟，不註意立身，這個很怪。
南方周末：回到李白身上呢？
張大春：李白從來不具備士人的身份，因為他從來沒有科考，也沒有當過官。他死之後被封為“翰林學士”，也是一個虛職。他沒有從事過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他絕大部分的詩都是拿來幹謁、送人，幹謁的對象多半是不成器的小官僚，很詭異的一個事。中國的詩人把自己的詩當禮物送給別人，在他之前很少。
把詩送給人，也因此成就瞭他的大名，天下人都知道有李白。這一件事看起來他是很具有媒體傳播意識的，是一個“自媒”。作為一個“自媒體”的李白，正是他名滿天下的原因，而不見得是他的詩比較好。可是我還是要講，豐富意象的凝成，格律本身的變化，他的聲調沒有人可以取代。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好像和意識形態離得比較遠？
張大春：應該說和各種意識形態保持一定的觀察距離，不一定要特別遠，不然你無法觀察，無法觀察你就無法討論。這是無法避免的，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負擔都是有的，關鍵是你怎麼樣找到那樣一個比較冷的距離，不管是自我審視，或者審視他人。我對於強烈意見是非常反對的，唯一的強烈意見就是反對強烈意見。
南方周末：《城邦暴力團》似乎是和意識形態離得很近瞭，但實際上還不是。
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如果有意識形態的話，那隻有一個就是遁逃。所有的武林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在逃的。如果我要講隱遁就很肉麻瞭，中國古代的“隱”一直被大規模地誤解，“隱”是要付代價的，《世說新語》裡面講多少人“隱”是要掉腦袋的。士人傢族是有從事公共服務的義務的，隻要你不當官就是對這個政權有意見。嵇康、孔融就是這樣被幹掉的。千萬不要以為“隱”很瀟灑、高雅、飄逸，那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
“風格論”害慘瞭 現當代的作傢
南方周末：單純看你的書，看不出來大陸作傢還是臺灣作傢。
張大春：我很感謝你這樣講。一個作傢個人的痕跡能夠被辨認得越少越好，而有的人希望被辨認。我認為作傢應當把作品永遠放在前面。蘇東坡的詩“萬人如海一身藏”，要把自己藏起來，不小心拋頭露面那是不得已。
有一些腔調可以偽裝，故意做得比較典雅，或故意比較質樸一點都可以。我覺得這個風格完全不一樣，差別很大。如果你看《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更不一樣，那是14歲小孩的。
我們進入一個敘述狀態，生活裡面是在寫作的時候會洗掉，不然不可能做到對的字放在對的位置。“對的字放在對的位置”，意思是說它不可能在另外一個情景裡面發生，隻在這裡發生。在這裡對的事情可能到那邊就錯瞭。
南方周末：意思是刻意回避自己的風格？
張大春：一個演員塗瞭紅臉就唱關公，塗瞭花臉就是張飛。每一個作傢都應該嘗試變換腔調，可現在的作傢多半受現當代文學史的毒害，尤其是近代以來小說詩歌的發展，使作傢變成一個可能擁有虛榮的職業。他們會認為作傢應該有一套風格是別人沒有的。
但風格使你沒有辦法讓自己變換各種順序位置，一個作傢本來就要讓自己的語言不斷變換。“風格論”害慘瞭現當代的作傢，讓作傢變得失能瞭。
南方周末：“中文教養”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對你來說，中文教養是如何陶成的？
張大春：小時候父親經常會帶著我大街小巷地逛。看到那台中二手冰櫃買賣些人傢的門上的春聯或者招牌，父親會隨時點評：這個字不錯，這個字不好。我和我的兒子聊天，講過這個事。他說，你不是也這樣對我嗎？我從小走到哪裡看到招牌你就說這個字寫得不錯，害我現在走到哪裡都看這個字寫得好不好看。
幾十年我每天都讀字帖，包括寫字。我的姑父是非常著名的書法傢歐陽中石，我沒事到北京就會跟他學兩筆。
有一年，我到北京領一個什麼獎，之後到我姑姑傢，我姑姑拿一本書給我。山東濟南有一個制錦市，之前我並不知道。我一到傢，她說你來看看，這裡有個關於制錦市的類似小型的地方志。她問我參加什麼活動？我說應該是“年度文化人物”。她很嚴肅地說，無論你在外面得意成什麼樣，你終歸要記得你是濟南制錦市張傢的一個後人。我父親也是這樣的人，無論你取得瞭什麼成就，他總會告訴我這麼一句。這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聆聽父親》是你的傳記嗎？
張大春：不要讓我定義它，有人問過我，我說你把它當做長篇散文讀吧。我根據六大爺寫的一部《傢史漫談》，大概稿紙600字一張，一共70張（寫的）。它是有錯的，我姑姑後來幫我校正出寫錯的地方。不是錯字，而是事件描述，她的理解和我六大爺不一樣。
（感謝騰訊文化的贊助，田聰亦有貢台中二手餐飲設備收購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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